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190万。

如果我们有一台电影《回到未来》中那样的时光机器，回到4年前，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这些事件曾让习惯了“狂飙突进”的全球化与经济繁荣的我们惊叹不已。转眼间，新冠病毒像海啸般袭来。

与全球化相反的是，病毒似乎正带着我们加速倒退到所有人都陌生的状态——一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世界。

昨天的那个世界，还回得去吗？

显然，新冠病毒带走的不仅仅是生命。

今年3月，因为疫情蔓延，石油价格战打响，美股4次熔断，全球市场巨幅震荡，全球经济因大“封锁”而几近停摆。

但最糟糕的，似乎也还不是经济。

新冠病毒让业已存在的各国之间不信任的更为加深，对全球化的怀疑迅速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在疫情出现前、过去的四年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几种趋势合流，贸易冲突不断。碳减排的目标也要求很多公司减少对长距离供应链的依赖，但在利润的驱动下，这个过程在来回拉锯。疫情的到来却意外地加剧了它的进展。

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的繁荣，主要是受益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中国，正是这个进程重要的建设者，也是受益者。

疫情终究会过去，航班会再度启程，邮轮会再度远航。但，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向澎湃新闻坦言，当前焦虑、恐惧的心理状态会在未来10来年里成为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与大萧条时期的恐慌心理非常类似，后者作为鲜明的集体记忆已存在超过90年。

查塔姆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罗宾·尼布莱特告诉澎湃新闻说，疫情或许会让人们发现全球化之前的那个世界的美好，虽然不利于经济繁荣，但它很环保。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国家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暧昧不清，当前的格局又更像是上个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称，新冠病毒将我们置于三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经济衰退危机、公民自由危机。

空前的公共卫生危机

疫情席卷下的欧洲，拥有着全球最发达的医疗系统。

谁也不会想到，美丽的亚平宁半岛居然会成为引爆全球第二波疫情的重灾区，而意大利最发达的伦巴第大区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竟会居全国之首，死亡率占到了全国的一半。

尼诺·福蒂（Nino Foti）是一名资深的意大利政界人士。他曾任意大利第十六届议会（2008年-2013年）众议院议员，所属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中右联盟。

福蒂告诉澎湃新闻，伦巴第大区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跟其他很多国家一样，这里的医疗系统也没有准备好在短时间内承受这样激增的病例。首先，重症病房数量无法承载大量的病人，另外，意大利的医护人员起初很难区分新冠病毒和普通的流感或者肺炎，在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就有极大的可能性会被感染。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医护人员的短缺，尤其是在最开始的阶段，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因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不得不被隔离。

在福蒂看来，意大利和中国的情况类似：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未知的病毒类型。

“意大利从来没有低估过新冠病毒的危害。因此，并不是由于医护人员出错或是欠缺经验，而是因为对于这种新型病毒缺乏了解，而且短时间内病例激增是导致医疗专家无法快速识别症状的重要原因。很多住院病人最初的临床症状都被误认为是流感。”

这场悲剧似乎与足球直接相关。

贝加莫市长乔治·戈里表示，2月19日欧冠淘汰赛16强战首回合亚特兰大VS巴伦西亚的比赛可以说是整个疫情的关键点，这场比赛导致了接下来新冠肺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迅速传播。

由于主场贝加莫蓝色竞技场正在翻修，亚特兰大将球队的主场设在了米兰市圣西罗球场，当场有4.5万名球迷现场观战，几乎无人戴口罩采取防御措施。那个时候没人知道病毒已经开始在意大利传播。戈里称，病毒可能在那时已经开始在人群中传播。可以肯定的是，那场比赛过后，伊比利亚地区的俱乐部成员有35%的人都被检测出新冠肺炎阳性。

但在福蒂看来，这场比赛肯定不是唯一一件可能导致新冠肺炎爆发的事件，真正点燃疫情的可能是在阿尔扎诺-隆巴尔多的一家医院，其中一位病人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然后感染了其他病人和医护人员。这很可能是整个伦巴第大区疫情发展最关键的一环。另外，还要考虑到，和很多意大利北部城市一样，米兰这个城市多年来一直是很多中国企业家的长居地。还有，意大利的圣诞假期以及之后的中国农历新年期间，有大概300万中国人来往于中意两国，他们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武汉。

与欧洲大陆有英吉利海峡之隔的老牌资本主义大国大不列颠并不能幸免于难。

查塔姆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是个典型的英国人。他难以相信、更难以接受，英国的医疗体系完全被新冠病毒击败了。这是作为英国人的骄傲与自尊难以忍受的。

“我们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很早就开发出了新冠检测系统，却无法让大多数人及时接受检测。德国每周可以进行大约30万次检测，英国每周只能检测3.5万至4万人，德国的检测数量是我们的几乎10倍，这让我们很受挫。”

尼布莱特在4月2日通过Zoom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他对这个软件的操作非常熟练。

他忍不住“吐槽”英国政府，认为政府在这一点上反应太慢，德国的大规模检测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星期了。

“英国没有什么独有的抗疫模式，我们独有的只有糟糕的检测率。”尼布莱特难掩其英式“自黑”，他仿佛真的相信英国正在往最糟糕的方向发展。

“今天英国所有报纸头版报道的都是，英国居然没有有效的新冠病毒检测。”

“看上去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不如德国？”记者问。

尼布莱特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截至北京4月9日凌晨，德国披露的累计确诊人数超过10万人，但只有约2096人死亡。相比之下，意大利累计确诊约13.55万，死亡人数逼近4万，英国确诊人数接近5.6万，累计死亡人数约6100。也就是说，尽管德国的确诊感染人数是英国的近两倍，但死于冠状病毒的英国人，几乎是德国的三倍以上。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及时宣布关闭酒吧、咖啡馆、餐馆、等公共场所，其决策之果决为他带来了不少人气，民众支持率显著上升。但尼布莱特认为，如果接下来2-3周，他的内阁没法解决低检测率的问题，鲍里斯的支持率可能会下降。

检测率的问题还没解决，4月6日晚间，约翰逊因为新冠肺炎病情恶化，转入重症监护病房。现虽好转出院，可要断言“群体免疫”的正确性似乎还为时尚早。

在病毒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国界与社会身份。这个被叫做COVID-19的病毒给所有人带来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

最让福蒂感到难受的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看到这么多人死去。

“有那么多人不得不孤独地面对死亡，甚至都没有亲人能在旁边跟他们说一声‘再见’。还有我们那些牺牲了的医护人员，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病人。”

二战以来最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可即便疫情防控做得好，也难抵经济衰退的到来。

德国黑森州财政部长舍费尔于3月28日被发现死于铁轨旁。警方调查后认定这是一起自杀。

黑森州州长布菲耶确认，舍费尔的死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因为舍费尔担忧无法满足当地民众的巨大期望，尤其在财政方面。布菲耶认为，巨大的精神压力压垮了舍费尔。

随着新冠病毒载入史册的，还有各国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其规模之大、推出速度之迅速，都创下了记录。

欧美主要国家的财政部长们都说，为了抗疫，他们搬出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措施。

经澎湃新闻梳理，截至目前刺激规模最大的前三甲（按占GDP比例计）为德国、英国和美国，占到其GDP份额分别为21%、16.5%、10.02%。

多国为“战疫”推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 澎湃新闻 整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战略政策与评估部门负责人马丁·米莱森（Martin Mühleisen）向澎湃新闻承认称，新冠疫情是自IMF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

IMF根据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于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成立的。与世界银行同时成立、并列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

米莱森表示需要从几个层面来解释IMF的处境。首先，10年前应对金融危机就是IMF的一大挑战，金融危机无疑造成了很大冲击，但它肇始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因为其外溢效应而被卷入其中。应该说，金融危机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危机，也是更为局部的危机。但新冠疫情是没有先例的、空前的，完全席卷了全球。全世界的经济都因此停摆，不仅限于中国和欧美，那些小国，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很可能将因为医疗系统耗资巨大而陷入崩溃的境地。

米莱森进一步解释说，关于未来的前景也是不清晰的，没有人能知道经济何时能够重启。很多国家都没有相应的资源帮助它们的经济应对这样的冲击。不仅要考虑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还要看到公共卫生的层面。这也意味着各国必须同时应对这两个危机。因为一旦顾此失彼，将无法解决好任一方的问题，也意味着危机有可能会重来。这是全新的状态：人们需要时刻警惕病毒会再度袭来。

“因此，这次危机中，经济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是相互关联。它们共同造成的冲击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米莱森说。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全世界团结一致，保护全球最脆弱的国家和地区。格奥尔基耶娃称，这场新冠病毒肺炎的危机“前所未有”。

由于新冠疫情的传播及疫苗研发的高度不确定性，疫情即使在短期内得到控制，冬季也可能卷土重来，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将导致企业和居民大幅减少其投资和消费行为，全球贸易会迅猛下滑，造成全球性的负反馈效应，从而在较长时间内重创全球经济增长。

《经济学人》智库预计，2020年全球的GDP会收缩2.2%。G20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90%，世界贸易的80%，G20国家的表现也就直接决定了世界经济的走向。这些国家中，2020年将只有中国、印度和印尼呈正增长，其余国家都将是负增长。欧元区的情况将最糟糕的，估计欧元区在2020年GDP将会下降5.9%。其次是拉美，第三是美国。但今年最需要注意的是，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以及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对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一些贫穷国家的影响。

IMF数据显示，截至4月9日，已有近1000亿美元的投资资金流出新兴市场，远高于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一些国家还受到商品价格急剧下跌的影响。为以应对疫情大流行，超过90个国家已向该IMF申请紧急贷款，这接近IMF189个成员国数量的一半。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副主席、拉丁美洲高级研究员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向澎湃新闻指出，拉丁美洲遭受的是双重打击。一方面疫情影响了国内消费，同时全球经济放缓又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剧烈下跌。拿阿根廷的例子来说，它在此之外，还需要重新协商数百亿美元的债务。这对像拉丁美洲这样的经济体来说，会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尤其是阿根廷和巴西，因为它们并没有太大的财政刺激空间。

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金融学教授卡门·莱因哈特提醒澎湃新闻注意，中国、欧洲、美国、新兴市场经济体几乎在同步衰退。然而，病毒传播并不是同步的。今年晚些时候病毒还很有可能在南半球进一步蔓延，这也就意味着全球贸易今年全年都会巨幅萎缩。

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显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严重冲击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将遭遇25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

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19年的2.4%骤降至-2.1%至-5.1%，首当其冲是该地区最大的一些经济体，如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南非，以及其他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市场。报告称，此次疫情还可能引发整个非洲大陆的粮食安全危机。

告别全球化与公民自由？

再让时光机回到100年前。

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在1918年-1919年造成全世界约5亿人感染， 超过2000万人死亡，死亡人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导致一战提前结束。

那个时候的欧洲，到处充斥着战后的难民。这是自中世纪的黑死病后，降临欧洲的最大疫情。因为西班牙流感，欧洲成了大规模外部救援的对象。

西班牙流感的可怕之处在于，这场大流行病盛行了近2年。即人们所说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其实是1918-1919年流感。第一波疫情在1918年春，第二波在1918年秋，第三波在1919年春天。这当中，第二波是死亡率最高的。

新冠病毒疫情成为继西班牙流感后最大规模的大流行病。而二者不同之处在于，100年前不仅全球化程度远远不如现在，由于一战，各个国家奉行孤立主义，人员流动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期间，英国代表柯蒂斯（Lionel Curtis）倡议由英美共同建立一个“国际事务协会”，以丰富国家之间对话的机制。1920年协会成立，并在英、美两国分设两个支会，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和“国际事务协会美国支会”。现如今这两个协会不仅存在着，还成为当前规模最大的顶级国际问题智库。

有意思的是，100年后的今天，两个协会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全球化终结”的声音。

尼布莱特在今年3月期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指出，新冠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新冠疫情正在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进入长期经济孤立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一旦各国再无意愿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迅速萎缩。

奥尼尔在这一期杂志中也表明，新冠病毒疫情正在破坏全球制造业的基本原则。很多公司将会考虑缩小规模，对于战略性行业，政府也会进行干预，制定国内后备计划和储备，会在国家层面上牺牲一部分利润，来换取供应的稳定性。

基辛格最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文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了一个时代的错误，在全球贸易带来的繁荣时代背景下推动了城墙城市（the walled city）的复兴。

这一切似乎意味着，我们很难再回到过去。

关于口罩与封城，也引发了关于公民自由与人权的广泛争论。

疫情之下，是否戴口罩，原本只是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但也掺入了民族因素，并衍化成了政治问题。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是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他4月3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正位于美国重灾区纽约的家中。

在聊到纽约的情况时他告诉记者，他已经在家隔离两周了，上次出门还是去医院。言语之中记者感受到武汉初封城时那种强烈的不安。

他似乎担心记者会质疑他是否愿意戴口罩，主动说出，“当然，我戴了口罩。”尽管记者原本并不打算问起。

他很诚恳地介绍说，他取消了所有的出行和飞行计划。

“疫情在美国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非常努力了。”

席勒是一个温和的学者，这番话听上去多少有些委屈，他仿佛担心中国记者会对他产生没有必要的误解。

而他对待疫情造成的危机，心态也是很矛盾的。他多年来研究行为金融学，因而担心人们把这次衰退想得过于严重。

以他的理论分析，新冠病毒自身可以作为一个故事传播，并推动重大经济事件发生。如果人们看待病毒的态度乐观些，或许经济的表现会没那么糟糕。

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跟其他纽约人一样需要城市生活的普通人，与你我一样，担心疫情或许不会有好转，担心最终会有绝大多数人感染，担心疫情或许还会有下一波，病毒会出现很多变体，担心或许没法再像过去一样去餐馆，担心体育赛季迟迟无法回归……

对于享受着地中海的阳光，热衷社交生活的意大利人而言，福蒂说，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意大利人在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方面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

“未来的首要目标是能够及时给我们的公民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要做到这一步，我们的政治就需要能够做到预测明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会发生什么。关键之处是要重新考量政治和社会系统，需要考虑日常生活的新的模式：新的交通方式、必要的社交距离，这些都会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工作和生产活动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也要注重对心理健康的保护，而最重要的是对人权的保护。决策者们需要积极作出调整，要考虑到未来可能会需要限制人们去电影院、体育场、音乐会，这样可以避免疫情再次暴发，这也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着想。”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近日在《金融时报》发表了长文《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

赫拉利称，新冠病毒不仅将影响我们的医疗卫生系统，还将影响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我们不仅要问自己，如何克服眼前的威胁，而且还要问问自己，风暴过后我们将居住在什么样的世界上。在危机时刻，我们面临两个特别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在极权主义监视与公民赋权之间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是在民族主义孤立与全球团结之间的选择。

“风暴将过去，人类将继续存在，我们大多数人仍将活着，但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赫拉利写道。

这另一个世界会是什么模样，没有人知道。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似乎无法回到过去，也难以重头来过，更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愿意“回到未来”。

（实习生李彦萱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