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榈木（Ormosia henryi）种子

红豆与相思

唐代诗人王维有《相思》一诗很多人会背诵：“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而诗中的红豆到底是指哪一种植物，人们则不太关心，学界也仍存争议。

在这春意盎然万物向荣的三月，我偶然遇到两种红豆：花榈木（Ormosia henryi）和红豆树（Ormosia hosiei），自然想到了王维的诗句，也产生了到底谁“最相思”的疑问。于是，我先查阅了相关的一些资料，主张王维诗中的红豆是指花榈木。理由是：花榈木（即花梨木）原产于岭南，唐朝《本草拾遗》中记载“榈木出安南及南海”，明朝的《格古要论》记载“花梨木出男番、广东”；红豆树主要生长在长江流域，与诗中“南国”地理存在矛盾；岭南地区常见的“相思子”（Abrus precatorius）和“海红豆”（Adenanthera pavonina），均非红豆属，况且“相思子”还有毒，谁敢多采撷啊！

为了确定我的判断是否合理，我请AI帮助寻找历史文献支撑。AI仅用了26秒时间，即从地理分布、形态描写、用途传统等多层面寻找到证据链，构建花榈木作为王维诗红豆原型的合理性：

一、植物形态的时空契合。从唐代长江流域分布分析，北宋《证类本草》记载：“红豆生江南，树高丈余，子若小豆，通身鲜红”，与花榈木（树高可达16米，长江以南广泛分布）高度吻合。而海红豆作为热带树种，唐代仅在岭南极南端有零星栽培。从种子特征描写看，清《植物名实图考》载：“赭魁子红如珊瑚，闽人呼为相思子”，配图显示卵圆形全红种子，与花榈木种子特征相符。相较之下，相思子带黑斑，海红豆（心形扁薄）形态差异明显。

二、古代文献的隐性线索。唐《北户录》记载：“相思子有蔓生者，有木本者”，其中木本相思树正对应红豆属乔木。五代《日华子本草》更明确区分：“红豆子，木高数丈，叶似冬青”，此描述排除藤本相思子，指向花榈木等乔木。二是药用记载的旁证。明《本草品汇精要》载红豆“色赤入心，可宁神志”，与王维诗中相思意象形成药理呼应。而花榈木种子在《中国药典》中确有安神记载，不同于有毒的相思子。

三、文化地理的深层映射。从王维笔下的“南国”定位看，王维友人李龟年传唱此诗的湘楚地区，正是花榈木核心分布区。唐代潭州（今长沙）出土的滑石盒中曾发现全红种子，经鉴定为红豆属植物遗存，印证其在中南地区的文化存在。从士大夫阶层的审美选择看，宋《清异录》记载文人以“赤玉珠”镶嵌笔格，注为“吴中红豆”。花榈木种子因质地坚硬、色泽持久，更符合士族“文房清供”需求，较之易褪色的海红豆更具收藏价值。

四、诗学意象的物性基础。从“愿君多采撷”的采摘逻辑分析，花榈木蒴果成熟后自然开裂，需及时采摘的特性，恰合诗句中“劝采”的紧迫感。而海红豆荚果宿存枝头，可随时摘取；相思子为藤本难成“树”形，皆与诗意存在龃龉。从“春来发几枝”的物候观察，现代物候记录显示，花榈木在长江流域3月萌发新枝，与诗中“春来”时序完美契合。海红豆在岭南四季常绿，缺乏明显季相变化，难以引发诗人对“发几枝”的追问。

当然AI也给出存疑与反证，认为唐代尚无现代植物分类体系，“红豆”作为泛称可能涵盖多个物种。现存最早明确记载花榈木的文献迟至1888年亨利（Augustine Henry）的采集记录，是定名滞后性问题。同时也应考虑文学意象的流动性。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已指出：“相思子非一物”，提示同名异物现象普遍。王维可能有意模糊具体物种，以成就“此物最相思”的普适性象征。

最后结论是，虽无唐代文献直接指认，但通过上述证据链，可构建花榈木作为王维诗原型的合理性。这种论证体现了古典文学阐释中的“以今溯古”方法——在尊重文本开放性的前提下，借助现代植物学反推历史场景，为千年诗心寻找物质载体。

 ▲花榈木（Ormosia henryi）

▲红豆树（Ormosia hosiei）

▲海红豆 (Adenanthera pavonina）图片来自网络

▲相思子（Abrus precatorius），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