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野生鸟类死体数计算生态资源损失，不妥。这就是在告诉所有人：只要没把野鸟弄死，生态就没有损失！

2018年10月左右，陆某新、何某有、李某林、杨某罗、杨某天、何某贤等六人团伙在江西金溪县双塘镇艾家村附近山林、水库周边非法捕鸟达2万余只，何某贤主要负责收购、催肥和销售。2019年该团伙所有六名不法分子均被判刑。

陆某新捕捉、出售8883只野生鸟类，被判有期徒刑八个月；

何某有捕捉、出售1200只野生鸟类，被判有期徒刑八个月；

李某林捕捉、出售2274只野生鸟类，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

杨某罗、杨某天为两父子，捕捉、出售4552只野生鸟类，两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何某贤从2015年-2018年一直从事非法收购、催肥、出售野生鸟类的勾当。其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

祸害了20000多只鸟，获刑均在六-八个月之间，这就是现状。不得不说，能判实刑，已经非常不易！

刑法341条直接限制了非法狩猎罪的判刑上限就是三年，也就是无论捕捉2万只，还是20万只，200万只野鸟，获刑都必然在三年以下。这也是我们此前呼吁刑法应作出修订的一点。

近期，金溪县人民法院又以该六人团伙严重破坏野生鸟类资源，作出了生态公益诉讼，六人被判承担生态资源损失费267万！

这267万是这么算出来的，涉案2万多只野鸟种，至少死亡了8902只，其余已放飞。死亡野鸟涉及灰背鸫、暗绿绣眼、北红尾鸲、树鹨、白头鹎、斑文鸟、鹀类等7种，这些三有鸟类基准价值为每只300元。

8902*300=267万。但这267万怎么执行，能否有效执行，还不好说。

这么算其实并不合理！这8902只死鸟大概率只是公安机关现场查获，或有据可查的死体数量。实际上，在被捕捉、囚禁、催肥，遭受各种摧残后能活到被公安机关解救，在放归时还活着的野鸟中必然会有不少个体死在放归之后。这些死体显然未被统计，当然也无法统计。

再者，只用野鸟死体数量计算生态赔偿额度也并不妥当。这似乎就是在说：捕捉、囚禁、催肥、摧残野生鸟类，只要放飞的时候还没死，就等于没有造成任何生态损失？甚至，只要没死，哪怕是被继续囚禁、摧残，也都不是生态损失？

那2万多只被捕捉的鸟都是生态的一部分，对它们的任何伤害行为，都是生态的损失，是国家的损失，人民的损失。这点，毋庸置疑。

我们并不是想置那些非法捕捉、收购、催肥、出售野鸟的人与死地，也并不是要让他们都倾家荡产。只是，我们的法律，怎样才能震慑不法分子，预防此类违法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