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协同履约，推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目标实现，笔者立足“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结合“菲氏叶猴栖息地保护碳汇项目方法学”开发和示范项目案例，探索基于碳信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生物多样性信用方法学和项目开发，以期为开发生物多样性信用标准产品奠定基础，为助力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披露、履行社会责任等提供多重效益的碳信用和生物多样性信用产品，为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做出贡献。

生物多样性保护亟需创新气候投融资机制

2010年以来，国际社会强调UNFCC与CBD的协同履约;2015年《巴黎协定》强调了森林的“非碳效益”;2019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由中国和新西兰共同领导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全球行动，特别强调了尊重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增汇减排的重要功能和作用;2021年-2022年中国作为主席国在昆明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形成的《昆蒙框架》强调：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要和气候变化治理更好地衔接……，实现自然向好的趋势。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促进增加碳汇的活动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有研究表明，全球GDP的一半直接或间接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如生物多样性与农林渔牧业直接关联，为生物制药、生态旅游等提供资源供给，间接影响国土开发、海洋利用、城市规划及污染治理等行业。欧盟在《我们的生命保障，我们的自然资本：欧盟生物多样性战略2020》中提出，若全世界按目前水平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预计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所带来的新兴市场(如认证农产品、认证森林产品、生物碳等自然资源)中与可持续相关的全球商机，累计可达20000亿-60000亿美元。

然而，资金的短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根据美国保尔森基金会、康奈尔大学和大自然保护协会发布的报告《为自然融资：填补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指出：要实现《昆蒙框架》的目标，到2030年，每年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需求估计值在7220亿至9670亿美元。审视当前的生物多样性资金流动，其规模仅限于每年1240亿至1430亿美元之间，可估算出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每年在5980亿至8240亿美元之间。当前的资金水平，即便倾囊相助，也只能勉强满足总体需求的16%至19%。平均而言，每年的资金缺口高达7110亿美元。这样巨大的资金缺口亟需引入创新的气候投融资机制来解决。

基于碳信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

针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中关村绿色碳汇研究院在云南大学校长方精云院士生态碳汇课题支持下，参照碳汇项目的开发模式，探索将可量化的碳汇和难以量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编制了创新方法学《菲氏叶猴栖息地保护碳汇项目方法学》。

该方法学在碳汇项目方法学的思路和框架基础上，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容融入其中。依据方法学，启动了包括项目设计文件编制、现场监测和首次核查在内的开发工作。采取一系列精心策划且富有成效的措施，旨在项目区域内全面加强并加速濒危野生动物菲氏叶猴的保护与生态恢复进程。通过组织社区参与乡土树种的补植补造，开展林下中药材种植、减少薪柴采伐等森林可持续经营措施以及强化护林防火等增汇减排行动，构建了集碳汇效益、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促进社区经济发展于一体的多元化示范项目。笔者将这种叠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碳汇产品，称之为“以碳汇标注的生态产品”。也就是说这种产品的“标的”不仅有碳汇，还有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社区增收等其他“非碳效益”，是具有多重效益的高质量碳信用。尽管此类产品未被纳入强制碳市场用以控排企业完成碳排放配额的部分抵消，但它与国际上众多自愿碳交易模式并肩同行。作为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披露及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亮点，彰显着企业对绿色未来的承诺与实践。

在上述背景下，对于那些生态资源丰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及天然林覆盖率较高的山区，即便当前缺乏直接符合CCER机制下的碳汇项目开发条件，仍能通过创新路径，推出“以碳汇标注的生态产品”并促进其交易实现价值，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开辟新路径。

值得强调的是，参与碳汇产品交易的林地，必须依据设计的项目方案进行严格管理，旨在提升森林质量，确保预期的碳汇增量。尤为重要的是，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此类项目之中，不仅能够驱动森林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还能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经济发展之间架起桥梁，成为践行《昆蒙框架》具体行动落地的有力抓手。

开展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势在必行

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需求的日益增长及科学评估技术的不断发展，借鉴碳信用的理念与开发模式，稳步推进以碳汇标注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方法学开发与实践示范，标志着探索生物多样性信用这一全新领域的征程已然开启。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信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将生物多样性信用定义为“一种经济工具，通过创建和出售生物多样性单位(biodiversityunits)，为能够带来净生物多样性收益的措施(如保护或恢复物种及其栖息地等)提供资金”。生物多样性信用可理解为人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标准化单位。该生物多样性信用通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或修复产生，实施方可为一方或多方，其产生的生物多样性成效应得到长期监测和验证。生物多样性信用在理念和机制上与碳信用一脉相通。欲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机构可以通过购买碳信用做出贡献。同理，有志于增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机构，可以通过购买生物多样性信用来实现。

截至2024年7月，全球已有超过40个国家制定了不同形式的生物多样性缓解政策，其中不少政策还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抵消作出了规定。此外，至少有3项全球性倡议采用了自愿性和强制性生物多样性缓解和抵消机制相结合的模式，60多个国家已经尝试开展了一定形式的自愿性生物多样性影响抵消项目。

目前，生物多样性信用的相关工作很大程度上由私营经济主体主导，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标准制定机构也积极参与。其中有26家企业，5家非政府组织，3家自愿减排标准制定机构(Verra、PlanVivo、GoldStandard)以及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等。

为落实《昆蒙框架》目标，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明确了中国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部署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和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优先领域……，强调了CBD要与UNFCCC协同履约等等。国际上一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纷纷开展了生物多样性信用试点工作。中国若不启动，将丧失在此领域的话语权。所以开展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及其相关工作势在必行。

笔者及研究团队在前述提到的叠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碳汇试点“菲氏叶猴栖息地保护碳汇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机制。参考国际生物多样性信用的研究思路和概念性文件以及资料综述，中关村绿色碳汇研究院与保尔森基金会和北京大学团队合作，研究编制了生物多样性信用方法学并开发试点项目，探索推动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

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的参与方可以借鉴碳市场的经验教训，通过与广泛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应对潜在风险。并汇聚生态、社会和金融领域的专业人员，携手探索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的新模式。这是具有挑战性又极具意义的工作，需要跨学科的深度融合、多元力量的鼎力支持及广泛参与，方能不断取得进展。

创新生物多样性信用标准体系的机遇与挑战

研究开发创新的生物多样性信用标准体系，既是难得的机遇，也面临极大的挑战。

为落实《巴黎协定》的目标，众多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并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商业模式与战略决策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制定减排蓝图，并在自愿碳市场中积极采购碳信用，以期兑现承诺。然而，部分企业所购碳信用源自存在瑕疵的减排项目，这不仅引发了市场对碳信用价值的深切忧虑，更可能为企业贴上“漂绿”的标签带来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下，多重效益的碳信用越来越被企业所青睐，被纳入企业ESG战略中以确保与企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愿景同频共振。高质量的碳汇项目，以其与企业业务的紧密关联、高度的社会责任匹配度及多重效益并举的鲜明特征，成为企业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得力助手。它们不仅助力企业达成自愿碳中和愿景，更在促进社区繁荣、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展现重要贡献。因此，聚焦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积极探索并开发新型生物多样性信用与碳减排标准体系，已成为企业获取高质量碳信用、圆满完成ESG披露与碳中和任务的关键路径，更是企业赢得ESG高评级、树立绿色形象的有力保障。

作为一项新生事物，生物多样性信用标准体系的建立也面临复杂而艰巨的挑战。其主要体现在生物多样性的量化和计量监测上，其难度远高于碳信用项目，同时还伴随着高昂的成本费用。此外，项目的成效和真实性难以评估，为建立买方的信心带来了难度。

一是量化难题。相较于碳汇能够准确量化和标准化评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效果往往难以用明确的单位准确量化和衡量，也难以进行标准化评估。因此，要建立跨学科团队，整合生态、社会和金融领域的专业人员，提供科学的方法进行生物多样性综合考量，以全面监测和评估项目的实施。

二是监测和核查成本较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长期过程，需要持续的监测和第三方独立核查才能准确反映其真实成效。此外，除了让购买者相信投资会带来实质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增益外，也要考虑项目整体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和新技术的使用必不可少。

三是政策和法规的复杂性及利益相关方的挑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政策要求存在较大差异。项目开发需要在不同的法律框架下寻找合适的空间，确保合法合规。此外，生物多样性信用项目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较多，利益和目标可能存在冲突，因此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形成共识，实现共赢。

四是项目的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要求持续的投入与支持，以确保各项保护措施得以有效实施。同时，这些项目的监测成本同样高昂，需要不断投入资金以跟踪和评估保护成效。资金问题往往成为制约项目持续性的关键因素。确保生物多样性信用项目的可持续性是艰巨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随着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不断推进，企业和投资者在ESG披露和企业碳中和上的投入日益坚定。购买生物多样性信用是正面展示、组织积极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投资与行动。因此，促进以碳汇标注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生物多样性信用机制的建立，不仅是企业实现ESG目标的路径之一，也是实现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举措。

（文/陈元哲 李怒云 作者工作单位：中关村绿色碳汇研究院）

原文刊载于《绿色中国》A（上半月）2024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