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苏木的野生动植物救助站，管护员特古斯在饲喂马鹿。 新华社发

【生态话题】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启动修改之际，有媒体报道了一些法学专家的主张，其中一条建议为“对更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动物（如刺猬、蝙蝠、穿山甲、蜈蚣、毒蛇等）可以考虑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允许科研利用和生态灭杀，但严禁食用”。

这样的“生态灭杀”论，出发点虽是善意，但可能引发的后果却令人担忧。对上述这些野生动物，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和严禁食用，很有必要，科研利用则应非常慎重和有限度，但“生态灭杀”是不可行的。我们应当尊重生态系统复杂的多样性和平衡调控机制，片面地以人类为中心来区分哪些物种应该保护、哪些物种要针对性地进行“生态灭杀”，不但无法给人类带来安全，还可能引发不可估量的生态灾难。

病毒与野生动物乃至生态系统共生共存

谈起病毒，人类唯恐避之不及。病毒在地球上广泛存在，并深深地融入每一个生态系统，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广阔的海洋为例，微生物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病毒种群在其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对陆地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而言，同样如此。

研究显示，野生动物携带多种病毒、寄生虫和细菌，这些微生物与野生动物本身共同形成了一个个生态系统，并不断地发生着基因突变，其中有生命力的得以存活。它们几乎与寄主物种融为一体，有的为小害，有的为小益，有的则无益无害，这也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同理，野生动物对大自然而言同样具有独特的价值。以蛇类为例，它们既是猎捕者，又是被猎捕者，是食物链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更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可以为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如果将蛇从一个生态系统抹杀，那么一些人类疾病（例如莱姆病）的发病率会远高于现在。然而，随着人类活动扩张带来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再加上大量捕杀行为，现在很多蛇类正在走向灭绝。

蝙蝠虽携带多种病毒，但在哺乳动物中却是仅次于啮齿目动物的第二大目，约70％的种群可以吃虫。《美国科学院院报》的一项研究揭示，蝙蝠不仅能抑制害虫数量、减少农作物损失，还间接地抑制了与害虫相关的真菌以及真菌产生的有毒化合物。仅对于玉米这一种农作物而言，蝙蝠在全球贡献的害虫抑制价值可能就超过10亿美元。在原始森林中，一些种类的蝙蝠还可以传播植物种子，甚至扮演着授粉者的关键角色。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自然界，众多动物身上都携带着各种各样的病毒，人们甚至在亚洲豹猫和中国鼬獾身上也发现了新型高变异冠状病毒，它们与野生动物共生共存。面对这样的客观自然现象，难道我们一概都要进行生态灭杀吗？

错误对待野生动物带来深刻教训

生物多样性代表着地球上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物种、遗传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丰富程度，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也是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然而，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速度越来越快，现代人类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与地球过去发生的五次物种大灭绝不同，这次大灭绝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带来的。

在大自然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每一个物种都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由此保持着生态平衡。比如，一只粉红椋鸟每天能捕食120~180只蝗虫，鹰和狐狸是控制草原鼠类的天然猎手，一只黄鼬一生能消灭掉数万只老鼠。大自然中的物种关系环环相扣，一旦人类基于自身喜好采取灭杀某些物种的行动，往往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大跃进”中把麻雀当作“害鸟”捕杀，把华南虎当作“害兽”捕杀，由此产生的生态问题就是深刻的教训。如今，有研究人员宣布“从穿山甲中分离出的毒株与新冠毒株相似度达99%”之后，就立即有专家建议对穿山甲进行生态灭杀——完全不顾全球仅存的八种穿山甲全已濒临灭绝，并都被列入联合国《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贸易公约》的附录Ⅰ。

就算没有灭杀，人类对待野生动物的不当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同样严重。研究显示，人类70％的传染病主要来自其他动物，目前已经发现人兽共患病100多种。引发这些疾病的病毒、细菌和寄生虫正是在人们对野生动物的猎捕、宰杀、加工和食用过程中扩散传播的。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认识到，食用野生动物不仅给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严峻挑战，而且给公共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然而，仍有人对吃野味抱有幻想，认为通过检验检疫手段就可以降低这类自然疫源性疾病的传染概率——殊不知，检验检疫只能针对人类已知病毒进行防控，对于野生动物身上携带的大量未知病毒，检验检疫也束手无策。

尊重生命共同体，从源头上防控疫情

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面对病毒与野生动物乃至自然界长期共生共存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将疫情的传播归罪于野生动物，更不应该打着保护生态的旗号，做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事情。

从近期出现的“生态灭杀”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生物多样性的科学普及与主流化任重道远。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则和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源头上防控野生动物可能带来的传染病疫情？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深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应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的治理能力，尊重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破除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视角和惯性思维，把地球当作一个生命共同体来对待。

二是树立行为边界，建立禁食清单并严格依法监管，在全社会建立“不吃野生动物”的道德与行为规范。只要不去干涉野生动物，减少与其频繁接触，就会大大减少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传播到人类身上的机会。

三是划定物理边界，为野生动物留下充足的具有连通性的生存空间，包括划定自然保护地、设立生态红线、留下一些人类不去干扰的荒野等。要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给它们留下生存空间，其实就是保护人类的栖息地，保护人类自己。

四是确立法治保障。我国亟待制定一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加强生态安全，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五是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是确保人类未来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很多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不可或缺的条件。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地方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的种类和品种正在消失，而这些多样性的丧失破坏了许多农业系统对害虫、病原体和气候变化等威胁的抵御力，从而对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严重风险。因此，应将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维护我国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