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在遏制新冠病毒传播方面确实比其他主要经济体做得好很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今年1月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如是说。

或许可以从统计数据中观察：截至上周，美国的新冠病毒确诊感染者超过2820万，而中国只有10万。

科学界对此表示赞同。例如，《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和《自然-医学》杂志上的研究证实，在去年3月至5月间进行的大范围抗体检测发现，中国城市的感染率低于其他国家的大城市。

中国能够迅速研制出疫苗，并与巴西、智利、秘鲁、印度尼西亚、阿联酋、土耳其等国分享。中国做得如此出色，任何国家都应视为战胜这场大流行病的典范。然而，美国似乎对学习中国的任何经验毫无兴趣。

拜登宣布美国重返世界卫生组织（WHO），但美国政府发言人特别表示，他们并不完全信任世卫组织关于新冠病毒来源的报告。

不过，在对中国持怀疑态度与把中国整体上描绘成一个恶棍之间，有一条非常微妙的界线。后一种冲动是危险的，原因有两点：它使我们忽视了中国在应对这场危机中所做的许多正确的事情，而且它有可能演变成“恐华症”，即对华裔人士的偏见。

2月稍早前，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的主编理查德·霍顿受访时表示：“我认为我们评价中国时必须审慎。我与去年武汉暴发疫情时身处一线的中国科学家和医生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我可以坦率地说，世界应该感谢他们在这场疫情刚发生时的应对措施。”他提到，一线科学家如何对病毒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并在去年1月份公开发布，描述了最初的病例特征，强调病毒的可传播性，并提醒全世界疫情有全球大流行的风险。

霍顿解释说：“这项工作是在中国完成的。因此，当我看到和听到西方政治领导人诋毁中国时，我认为其中存在仇视中国人的成分，甚至是种族主义。”

同时，美国领导人本可以求助很多中国科学家，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其实，美国不仅应该与他们联系，更应注意中国是如何应对疫情的。黄表示：“我认为在控制疫情方面，中国肯定比美国做得好。看看病例数，从去年2月中旬开始，我们看到中国的病例数，也就是感染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4月初之后，当中国解除了武汉的封锁之后，病例数字一直较低。”

霍顿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的看法得到了许多有关中国应对疫情措施报道的支持。中国官员在疫情开始向全国蔓延后采取有力措施，他们并不寄希望于疫苗或神奇的疗法，而是积极预防传播，控制感染的个人和地区。这包括大规模检测，尽早发现感染者；将症状轻微到中度的人隔离起来；找出密切接触者以确定他们是否感染，并快速修建医疗设施收治所有病例。政府还要求居民戴口罩，待在家里，保持社交距离；鼓励民众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了解感染是否在蔓延。

目前，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餐馆都在营业，公共交通人潮涌动。同时，西方仍在艰难应对疫情。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幸灾乐祸——相反，中国一再向世界其他国家分享其知识和资源。而美国对此置若罔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