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9月1日中午1点，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一只名叫玛莎的温柔小鸟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的离世却在人类社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旅鸽(Ectopistes migratorius)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玛莎的死亡正式宣告了一个物种的灭绝，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看到这种鸟儿展翅飞翔，并时刻提醒着我们，即使是一个多到足以遮天蔽日的物种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旅鸽“玛莎”(c. 1885–1914)死后被做成剥制标本保存于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作为物种灭绝的象征，警醒着我们物种的脆弱性及其保护的迫切性。/www.s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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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鸟多为患到灭绝边缘

在旅鸽灭绝的100年后，地球的另一面，相似的情形再次出现在另一种鸟类身上，这种鸟类便是——黄胸鹀(Emberiza aureola)。

与旅鸽的状况极其类似，长久以来黄胸鹀一直维持着极其庞大的种群数量，被认为是欧亚大陆上数量最多的雀鸟之一。据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黄胸鹀的种群数量仍多达数亿只。此时已有迹象表明黄胸鹀的种群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但是考虑其庞大的绝对数量和广阔的分布范围，在2004年以前，黄胸鹀一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为无危。

然而黄胸鹀的进一步减少终究引起了科学家的警惕，在2008年将其列为易危，2013年升级为濒危，2017年正式宣布黄胸鹀为极危物种。这意味着有充分证据表明，黄胸鹀在此前10年中的种群数量至少减少了90%，而在此后10年间还将进一步减少80%，已处于灭绝边缘。

2015年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保护生物学》的一项研究表明，1980–2013年间，全球黄胸鹀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了84.3–94.7%，许多传统繁殖地已经绝迹多年，导致其繁殖区向东强烈收缩了5,000km。我国秦皇岛鸟类环志站的监测数据也揭示出相似的结果，1999–2019年间，迁徙途经该地的黄胸鹀累计下降了97.7%。而这种断崖式的种群衰退现象在鸟类中是前所未有的，除了100年前灭绝的旅鸽。

黄胸鹀隶属于雀形目鹀科鹀属，因其雄鸟胸腹部亮丽的金黄色羽毛也被称为金鹀，是一种形似麻雀，但羽色艳丽的可爱小鸟。/李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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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客食尽禾花雀

黄胸鹀繁殖于西起芬兰东至太平洋西岸约1,57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主要越冬于我国东南沿海，以及东南亚和南亚的东北部，每年春秋迁徙期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能发现他们的踪影。

在广东一带，黄胸鹀会在禾田抽穗扬花时节集群活动于田野之间，因此被称作「禾花雀」。在迁徙和越冬期间，黄胸鹀主要以各种谷物和草籽为食，时常聚集为成百上千甚至数万只的超大群体在田间觅食，因此历来被视作破坏农业生产的“害鸟”。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为了保护粮食，同时补充宝贵的肉质食物，在广东的三水、清远、四会等地形成了每年秋季大量捕食黄胸鹀的地方风俗。

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的200余只黄胸鹀遗骸似乎表明广东地区食用黄胸鹀的传统已长达2,100多年。至清朝末年，黄胸鹀已发展为三水地区重要的地方产业，甚至将其制成罐头，作为高级食品出口到美国等地，每年出口量多达数万打。20世纪90年代初，黄胸鹀更是被三水打造为地方美食，连续多年举办“禾花雀美食节”，以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促进旅游业、商业、餐饮业和境内外经济合作的发展。

然而，随着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市场对黄胸鹀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早期以自食为目的的地方性小规模捕捉逐渐演变为以贩卖为目的的全国性大规模围捕，这给黄胸鹀带来了灭顶之灾。

1997年11月，香港街市售卖禾花雀/Simba Chan

1992–1997年的禾花雀美食节期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消费的黄胸鹀多达数十万只。而随着黄胸鹀数量的逐年减少，其市场价格开始急剧攀升，引起了更多捕鸟人的觊觎，加剧了黄胸鹀的生存危机。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更是为捕鸟人打开了便利之门，使之可以赶在黄胸鹀飞抵广东之前两三个月，便前往河北、天津等地捕捉购买最早一批迁徙进入关内的黄胸鹀，通过航空冷链运送到广东各地，以满足食客们第一时间品尝禾花雀的口腹之欲。

相关资料表明，2000年前后，津唐地区每年被非法猎杀的黄胸鹀多达数百万只。如此巨大的捕食压力之下，即便是数以亿计的黄胸鹀也难以为继。到2008年，其全球数量已减少至12万至100万只。似乎所有证据都表明黄胸鹀正在重蹈旅鸽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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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旅鸽的警示

4,500年前美洲原住民遗址中发现的旅鸽骸骨表明人类捕食旅鸽的传统由来已久。直到18–19世纪，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和随之而来的铁路、电报等技术发明极大地推动了针对旅鸽的商业化猎捕和贩卖，海量的旅鸽被捕杀后通过火车运往美国各地，或变成餐桌上的菜肴，或绞碎为牲畜的饲料。

1878年，在密歇根州的佩托斯基市，职业猎人们以每天50,000只的方式连续捕杀旅鸽长达5个月。年复一年的掠夺式利用，最终致使旅鸽种群的彻底崩溃。从19世纪50年代的数十亿只到1901年3月12日最后一只野生个体被人捕杀，不过短短五十年。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射杀旅鸽的场景(1875)。图片来源：Wikimedia | Smith Bennett

旅鸽隶属于鸽形目鸠鸽科旅鸽属，是家鸽的表亲，其总数曾多达50亿只，是当时北美洲数量最多的鸟类，其集群飞行时可形成长500 km，宽1.6 km的巨大飞行团，被形容为天空中羽毛组成的河流。1813年，著名鸟类画家奥杜邦在肯塔基州观察到整个天空布满了飞翔的旅鸽，以至于正午的阳光像日食一般被完全遮挡，直到三天以后，这群旅鸽才完全穿越该地区。然而仅过了一百余年，如此繁盛的物种便彻底从地球上灭绝了。

然而，旅鸽灭绝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有人产生了怀疑，人类是否真的有能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全消灭一个多达数十亿只的物种。

栖息地的大面积丧失无疑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旅鸽高度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和每窝只产一枚卵的繁殖习性导致其面临捕杀时显得格外脆弱。但这就是答案的全部了吗？

考古学家威廉·诺依曼曾在1985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美洲原住民遗址中虽然有一些旅鸽的骸骨，但是数量较为有限。如果数千年来美洲的天空中一直流淌着羽毛河流，旅鸽的遗骸理应非常普遍。因此，他大胆作出断言，旅鸽在19世纪的遮云蔽日的壮观景象并不能准确反映该物种的长期种群状况。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发展成熟，诺依曼的推测终于在30年后得到了验证。

2014年，由台湾师范大学李寿先教授领衔的科学家团队从100多年前的3只旅鸽标本中成功提取DNA，进一步的基因测序和分析揭示出惊人的结果，旅鸽的遗传多样性极为低下，仅相当于33万只个体的变异水平，这与当年旅鸽的实际数量相差10,000倍；而且其种群数量在过去百万年间经历过数次剧烈波动。

2017年发表在《科学》的一项研究进一步阐明，旅鸽超大的种群规模会导致其基因重组率增大，这会造成基因组某些区域中鸟嘌呤和胞嘧啶含量偏高，反而降低其重组率，增大基因连锁强度。自然选择作用在清除有害突变的过程中会一并扫除与之连锁的大量中性突变，最终塑造出旅鸽极低的遗传多样性。旅鸽的案例也提示我们，了解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和种群历史对于濒危物种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 (Royal Ontario Museum) 展示的一雌一雄一对旅鸽标本。图片来源：Brian Boyle, MPA, FPPO photo copyright 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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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黄胸鹀犹未为晚

近期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旅鸽不同的是，濒临灭绝的黄胸鹀仍保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甚至高于呆头伯劳(Lanius ludovicianu)这样数量更多、尚未受胁的物种，而基因组中反映近交衰退的连锁不平衡(linkage disequilibrium)和长纯合性片段(long runs of homozygosity)仍维持在较低水平。

从遗传层面上看，黄胸鹀完全有能力产生适应各种环境变化的性状，避免重复旅鸽的悲剧。

而有趣的是，基于全基因组数据构建的种群历史模型表明：早在大约147个世代之前，黄胸鹀的种群数量便已经开始下降。这极大地改变了关于黄胸鹀最近40年才开始下降的传统认知。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提示我们，除了人类捕杀，一定还存在其他重要因素持续威胁着黄胸鹀的生存，为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探明了新的方向。

谜团重重、需要我们保护的黄胸鹀。© 雷宏/中国观鸟会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政府不断加强针对黄胸鹀等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加大对非法狩猎、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加上多方的媒体的大力宣传，各界人士的奔走呼吁等一系列积极行动，黄胸鹀的种群数量已出现恢复的迹象。

广东省政府于1997年将三水禾花雀美食节依法取缔，并于2001年将其列入广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黄胸鹀被进一步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网络公开的法院判决文书表明，最近5年来涉及黄胸鹀的案件数量和涉案鸟类数量均出现显著下降。更加令人振奋的是，2016年以来，俄罗斯境内多处地点重新发现了当地绝迹多年的黄胸鹀，贝加尔湖一带更是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繁殖群体。

2011-2021年涉及黄胸鹀案件情况。由于涉及黄胸鹀的猎捕、运输以及收售过程通常混有其他鸟类，而办案过程中往往难以对每只个体进行准确的分类鉴定，在此将所有鸟类的数量一并进行统计。

以上积极现象表明，我们不仅有能力避免黄胸鹀沦为东半球的旅鸽，更有机会将其塑造为鸣禽中的朱鹮，成为濒危物种保护的成功典范和我国迁徙林鸟中的旗舰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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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阙品甲，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研究员

王鹏程，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张正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鹤类联合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