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4年1月，全球共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1199项，覆盖总面积超过380万平方千米，是地球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核心载体，在推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鼓励各成员国根据《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中优先考虑世界遗产。然而，关于世界遗产对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及意义，目前仍缺乏足够的科学认知与理解。

为此，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骆磊等人从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三个角度定量解析世界遗产保护的生物多样性协同利益（下图）。

世界遗产保护的生物多样性三重协同利益

1.生态系统多样性

世界遗产，特别是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为研究生态和生物过程提供了珍贵的证据，提升了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恢复力。在266项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中，有197项直接符合世界遗产遴选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标准。此外，大约有160项文化遗产位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内。世界遗产维护着完整和功能齐全的森林、淡水、海洋和海岸带等生态系统，保护了不同生态系统的功能与价值。

2.物种多样性

尽管世界遗产覆盖了不到1%的地球表面，但它拥有超过20%的全球已知物种量，包括75,000多种植物和12,000多种哺乳动物和鸟类，以及18,000多种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此外，世界遗产为全球20,000多个濒危物种提供了庇护所，全球三分之一的老虎、大熊猫和大象的栖息在世界遗产地内。世界遗产地的保护有助于这些濒危物种种群的恢复，让它们免受栖息地丧失与退化、非法盗猎与走私和气候变化等威胁。

3.遗传多样性

世界遗产地通常拥有巨大的遗传基因库，遗产地内多样、异质的栖息地为基因突变的出现提供了理想场所，使得新的基因变异和潜在的新物种在世界遗产地内出现。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基因库能使物种更好地适应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使得种群得以繁殖和维持。遗传多样性还可以转化为更广泛的疾病防御机制，有利于提升物种自身的复原力。此外，南非“人类摇篮”遗产地头盖骨化石提供了关于人类进化信息的关键数据。

为了最大程度上实现世界遗产与生物多样性的利益协同，骆磊等人强调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协调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给世界遗产保护带来的挑战与威胁，特别是充分发挥空间信息技术、地球大数据等科技创新手段对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

研究成果“Biodiversity co-benefits of World Heritage protection”以观点论文形式发表于国际综合类期刊The Innovation（2022年影响因子为33.1）的姊妹刊The Innovation Life，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为通讯作者，骆磊为第一作者。研究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青促会项目、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创新研究计划等支持。

以上内容由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骆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