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迅速蔓延至全球，对各个国家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而且它相比SARA、MERS等，传染性、致病性更强，而且它十分狡猾，善于隐匿，出现了许多无症状感染者，为疫情防控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阻碍。那么新冠病毒到底从哪里来的？是疫情暴发后所有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1月23日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发表文章指出，新冠病毒自然宿主或是中华菊头蝠。

1月24日

北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朱怀球教授团队发表文章提示，水貂可能为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

2月7日

华南农业大学发布消息称，从穿山甲中分离的毒株与目前感染人的毒株序列相似度高达99%，提示穿山甲是新冠病毒潜在中间宿主。

2月26日

湖北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刘龙联课题组等在《医学病毒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指出，采用冠状病毒刺突蛋白和宿主ACE2受体的组成和差异，预测龟类（西部锦龟、绿海龟、中华鳖）也可能是新冠病毒传播给人类的潜在中间宿主。

从蝙蝠到穿山甲，再到龟类、水貂，都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时至今日，它的源头和传播路径仍然扑朔迷离。因此很多人疑问：我们花费如此大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病毒源头，去研究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到底有什么意义？

找到新冠病毒的发源地，搞清楚病毒从天然宿主到中间宿主，再到人类世界的完整链条，对疫情防控工作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找到新冠病毒的传播源头，摸清病毒初始传播途径、突变规律和潜在风险，从而我们才可以采取更有针对性、更加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只有弄明白了源头，才能阻止疫情卷土重来，同时也能防止以后类似疫情的爆发。

新冠病毒到底来源于何地？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关于病毒的起源就众说纷纭，其中不乏一些“武汉P4病毒试验所泄露，美国人为制造病毒”的说法，而且有关这种病毒起源的阴谋论一直十分盛行。直到近期，一篇来自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爱丁堡大学、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英国期刊《自然医学》发表文章表示：“科研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不是实验室合成的”，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终结了这些阴谋论。但是，我们还是要搞清楚这次的新冠病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是华南海鲜市场吗？

我们都知道，自从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之后，从最初报告的病例看，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一度被认为是疫情发源地。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研究报告的出炉，华南海鲜市场的嫌疑已经渐渐被洗清了。

1月24日，在《柳叶刀》刊登的一篇论文中，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分析了首批确诊的41例新冠肺炎病例，发现其中有13例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文章也提到，第一位新冠确诊患者于2019年12月1日发病，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也没发现与之后确诊病例间的流行病学联系。也就是说，华南海鲜市场并不是新冠病毒的唯一发源地。

2月19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机构研究人员发布论文说，他们分析了93个新冠病毒样本的基因组数据，发现其中包含58种单倍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的患者样本单倍型都是H1或其衍生类型，而H3、H13和H38等更“古老”的单倍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之外，再一次印证了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是从其他地方传入的观点。

通过对这些更早期的新冠病毒样本的研究，证实他们很有可能是在华南海鲜市场以外的地方被感染的，也进一步印证了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应该是从其他地方输入，换句话说，就是华南海鲜市场很有可能只是新冠疫情的引爆点而已。

还是美国加州？

2月15日，一位日本公民从美国夏威夷度假回到日本后，不久便被确诊为了新冠病毒患者。据美国夏威夷卫生部透露，这名男子从1月28日到2月7日到威夷旅行，期间并没有和中国人接触，近期也没有去过中国任何地方，却感染了新冠病毒。后来日本政府也对患者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患者在夏威夷就出现了少量感染症状，却被当做流感处理了。由此可以推断，美国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当做“普通流感”处理了。

2月27日，美国加州有33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这33名患者使得8400人遭受隔离。而美国疾控中心也表示，其中有一名患者在被确诊之前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来过中国，也没有和日本的钻石公主号有相关接触过，是美国首例感染源不明的新冠肺炎。这就说明这一例确诊病例所感染的病毒，很有可能就是从美国本土引起的，也预示着美国本土存在“社区感染”的风险。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的最新估计：从2019年9月29日至今，美国至少有3400万人感染流感，35万人住院治疗，死亡人数达2万人。再后来根据CDC的调查发现，在这次患有流感病毒的患者当中，经过检验有一些人并未真正感染流感病毒，这些病例中可能包含了感染性冠状肺炎病毒的人。在3月11日，CDC主任雷德菲尔德也承认：在美国，确实有一些“流感”死者，实际感染的可能是新冠肺炎。

以上种种，让不少人开始猜测，在美国国内的疑似流感患者中，很有可能早就存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了。另外钟南山院士也表示过，新冠肺炎首先出现在中国，但未必发源于中国，“首先发现”和“发源”不能画上等号。

证据未明之前，所有都只是猜测

张文宏医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病毒来源）事实上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去讲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有确切的依据。所有不负责任的随意地猜测这个病毒来源在哪里，都是在欺骗普通百姓，因为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学基因，也没有学进化钟，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不负责任的，做科普不是这么做的。”

在没有确切的证据出来，所有对于新冠病毒起源的说法，都只是猜测，我们只有继续进行病毒溯源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才能找出新冠病毒的发源地，对下一步的疫情防控做准备。

找到病毒源头的关键线索——零号病人

对于新冠病毒的溯源研究，我们还缺少最关键的线索——“零号病人”，就是新冠病毒的第一位感染者。“零号病人”是众多的疑问的交汇处，对于寻找中间宿主，解答病毒是如何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等疑问，至关重要。

在人类的漫长抗击流行病的历史中，被找到的“零号病人”其实并没有几个，一方面，零号病人与“一号病人”的时间线并不一定等同，这就让追溯过程犹如大海捞针。另外，追踪“零号病人”的证据链很难一锤定音，总会被反复推翻与再调整。

有媒体报道，零号病人是一位美国女军官，曾在去年10月参加了武汉军运会。这位女军官家中还有两位亲戚也与此次新冠疫情有关，家族中一人是荷兰首位确诊病例，之前去过意大利。另一人在美国生化实验室工作过，所以外媒认为她是零号病人可能性最大。

在前不久，美国CDC也承认了在美国的流感病例中确实存在部分误诊，其中就有部分属于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所以现在也有不少人推测，此次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可能是由美军传入的，只不过前期病例零散，等到今年年初疫情才彻底爆发。但这个毕竟只是猜测，还未得到美国官方的证实，后续事情发展还有待调查。

从军运会事件上分析，这位女军官可能是感染中国的“零号病人”，但是她是不是美国的零号病人我们却不得而知了，而且，如果病毒是来源于我国，那我们国家的零号病人其实也没有发现。

无论是目前新冠病毒记录在册的最早患者——一名70多岁的武汉脑梗塞患者，还是被传得沸沸扬扬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毕业生黄燕玲，都不是此次疫情的“零号病人”。前者患病在家，但家人并没有出现发烧或呼吸系统症状，而黄燕玲在毕业后则未曾回过武汉，也未曾被新冠病毒感染，都不符合相关特征。

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曹务春在2月1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尚未找到“零号病人”，建议重新回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溯源病毒。“看到底哪些摊位和病毒有关，再去查这些摊位的进货来源、货物去了哪些餐馆、这些餐馆有哪些人来。如果相关的人都找到，有可能把‘零号病人’找出来。

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排查哪些摊位和病毒有关，这些摊位的进货来源、出货方，消化餐馆的消费者等等，往往需要疾控、工商、动物保护、科研机构等协同发力，某一方掉链子都有可能导致错过找到病毒源头的最佳时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证据已经消失，寻找武汉的“零号病人”更是难上加难了。

从全球疫情发展来看，在研发特效药和疫苗、及时控制疫情发展的同时，找到“零号病人”，对遏制疫情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找到“零号病人”，就相当于找到了一把能从源头剪断流行病的利器，所以对于病毒溯源，我们还要借助更科学、更有效的手段来解密新冠病毒的整个传染链。

要找到病毒源头，还需要更多的科技支撑

通过病毒基因测序，

我们才发现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1月27日，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始末。根据该论文，研究人员收集了湖北武汉金银潭医院5例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样本，进行了病毒基因测序分析。结果在这些样本中都发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报告过的、与SARS病毒核苷酸序列相似度达79%的冠状病毒。

结果显示这个病原体跟Bat SARS like coronavirus（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最相似，整体相似度在87%左右，而跟SARS的相似度是约81%。虽然这种病原体在系统发育上最接近蝙蝠所携带的SARS样冠状病毒，但它形成了单独进化分支的冠状病毒β属毒株序列。科研人员在对病毒分离进行形态确认与血清学检测后，最终确认了新发病原体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当前，我们想要找到新冠病毒的真正来源，就必须使用一种更高效、精准的筛选方法，建立更开放、可共享的病原体数据库。科研人员通过病毒基因组测序，进行序列比对，搜索数据库寻找同源性，可以更好更快地了解病毒的传播方式、变化情况及是否有不同毒株出现，做好这些工作不仅对当前疫情防控意义重大、对未来的传染病防治，甚至国家生物安全更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基因测序+流行病学调查，

才能找到病毒的真正源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科学家在寻找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蝙蝠、果子狸、蛇、穿山甲都被认为是可能的源头或是中间宿主。但截至目前，这些研究都未能形成完整清晰的证据链，比如最早一批病患之间的关系、其与人和动物的接触史等非常细致的问题尚未完全清楚，给后续的溯源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们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流行病学和溯源调查，搞清楚病源从哪里来、向哪里去，提高精准度和筛查效率。更关键的是，我们需要继续加强病毒基因测序研究，建立和完善我国病毒数据库及直报系统，当新病毒出现时，我们就有可能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更快实现病毒溯源，将被动的“事后溯源”转变为主动的“预防性溯源”，防患于未然。

但病毒溯源本就是一项长期的研究，需要持续探索、坚持不懈。可以想见，新冠病毒溯源还将持续较长时间，研究和结果会越来越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之后，相信我们会离真相越来越近的。

人类与传染病的对抗史，也是一部溯源和揭露病毒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大流行病相比，新冠病毒诞生的时代，已经是医疗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了。正是由于生物学研究和病毒基因测序科技突飞猛进，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对流行病学调查的赋能，为我们进行病毒溯源提供了丰富的工具，也使“新冠病毒源于蝙蝠”这一初步结论很早就浮出水面。

寻找病毒源头是疫情防治的核心环节之一，只有找到病毒传播源头，摸清病毒初始传播途径、突变规律和潜在风险，从病毒源头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才能防止以后类似疫情的发生。同时，病毒溯源能为疫苗研发提供科学保障，通过这一工作能分离大量病毒毒株，也是疫苗研发的宝贵资源。

全球疫情正处于暴发期，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未如此写实过。无论是打“下半场”的美国和其他国家，还是打满全场的中国，都仍然面临险峻的考验。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相比SARA、MERS等病毒，传染性、致病性更强，而且它十分狡猾，善于隐匿，出现了许多无症状感染者，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病毒，所以在接下来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我们还是要借助更多的科学手段，找到病毒源头，还原新冠病毒整个传染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防止新冠病毒的卷土重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战胜了新冠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