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演化发展过程中寻找和总结出来的一套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知识，并实现约束、尊崇和发展、继承。传统文化是经历过历史检验的，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知的提升，通过科学手段和工具得以实现和改变原来的关系，产生了传统文化的变迁，但变迁的速度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速度，主骨不能消失。

历史上的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朝代都会依据自己的统治需要而选择相应的文化来帮助王朝巩固和发展。每种文化都有各自的独特之处与核心价值，但这些文化中都不难发现生态思想，是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生态文明是二十一世纪提出的发展理念，主要思想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共十九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中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需要。

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它们既具有自身独特的思想与核心价值体系，又具有共同之处。当代的生态文明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态学方面的精髓，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新时代、新思想的引领下，继承前人的知识，立足国家之根本，继往开来的走科学发展之路，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而努力。民族复兴在于精神复兴，在于文化、信仰的继承与弘扬。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民族迁移和政权更替，但世居民族仍达18个之多。在迁移、交流、融合过程中，以特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分配特征为主线形成了一套具有地域特点的生态伦理。这些生态伦理或多或少地隐含着传统文化的痕迹，具有明显的佛、道、儒以及原始宗教中的万物有灵思想的特征。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意为“觉者”，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与觉悟，是一个从思想上解脱众生困难，引领众生破除心中执念，戒除“贪”、“嗔”、“痴”以达到自我思想升华的宗教体系。其核心价值有“缘起论”、“宇宙论”、“因果报应论”等。贵州受佛教文化影响深厚，特别是早期人口流动的相对发达地区。

“缘起论”是佛教的根本观点，也是佛教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石。佛教的“缘起论”认为世界是由于物质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并不是一个因素造成一种结果，也不是多种因素成就一种结果。原与因的关系与地位是可互换的。同一原因在不同事物与现象的形成上具有不同的作用。它们相辅相成，共同呈现现象。佛教《杂阿含经》中对“缘起”阐述为“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强调条件中有关键条件，原因中有主要影响因子，这与生态学理论中的生态因子（环境条件）与生态系统内的物种、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的产生、发展、演替等理论是一致的。

佛教的宇宙论认为世界大地以须弥山为中心，外有多重山水。空轮支撑风轮，风轮支撑水轮，水轮支撑大地。与自然科学中将地球分为四大圈层，即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各圈层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交流，相互作用，构成地球上变幻莫测的景象以及生生不息的生命体相呼应。生态学中生态系统既可以是包罗万象的极大生态系统，也可以是只有几个成分的微型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这一概念不仅适用于自然界，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或是人与自然、社会以及经济等复合的生态系统。也就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共同体”的最好印证也是最好的诠释。

宇宙万物都受因果法则支配，这种因果关系，俨然不乱。《佛说无量寿经》中“天地之间，五道分明。恢廓窈冥，浩浩茫茫。善恶报应，祸福相乘。”这是佛教认为世界运行的规律，被称为“因果报应论”。人是根据因果报应来客观的认识、感受、体验、承受目前存在和所发生的一切。在生态学中也存在各种科学规律，物质在各个生命体间可交换，能量在各个生命体间可依据能量传递规律来进行循环，信息交流随时随地在生命体间互换。什么样的环境生长与之适应的生物，环境越好，生态系统越健康，生物种类越丰富，物种与物种、物种与环境、环境与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越多，生态系统反过来越健康。人如果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也就撒下了自然环境恶化的苦果。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万物发生之伊始，万物生存之本。是手段，是规律，同时也是引领发展的意识。道教创建的“道生万物”论强调天地、自然、万物与人同根同源。道教中的 “有形皆含道性”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平等思想。道教以普遍的慈悲心和怜悯之心善待万物，从而形成了以生命为中心的生态伦理，并且要求人要像孝敬父母一样来尊敬天地自然。与今天的像爱护生命和眼睛一样爱护自然生态一脉相承。道教对贵州文化的影响历史比佛教还要漫长，而主要与土著居民的文化认知相结合，反而成为了非主流。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句话将万物有道，以德为贵，诠释的淋漓尽致，并且充分的肯定了人与万物的自然本性和道生化万物的过程。是对自然状态以及过程和本性尊重的重要体现。道教“天人合一”地理念表达一种人与天地自然万物和谐共生地状态。《庄子·马蹄》描述“故至德之世……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这是庄子所描述的理想生活，从中可以看出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自然状态是万物自然生长的状态。是当下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发源之本。

《太平经·分别贫富法》中的“天下何者称富足？何者称贫也？……富之为言者，乃必备足也……。”这实际是将物种的齐备作为生态系统完整的标准，与生态学中的生物多样性在认识上是一致的。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遗传多样性与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正是道教所提倡的关系。“广夏阔屋，连闼通房，人之所安也，鸟入之而忧。高山险阻，深林丛薄，虎豹之所乐也，人入之而死……乃至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隐，使各便得其性，安其居，处其宜。”这是道教所阐述的人与万物应各自有适宜自身的生活环境，人与万物顺应本性而维护生存环境，也正是生态位的观点。道教以自然与人的自然本性、自然状态为最理想的状态，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中所提倡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的文化来源。

道教的“清虚自守”生态德性论是一种身心修养实践，注重精神追求对于人生的终极价值，是建立在“道法自然”基础之上，以“顺应自然”为重要原则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为人的行为效法天地，天地的运行效法道，而道遵循自然法则。因此自然是天地所遵循的根本之法。“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说的是要注重自然万物的本性，不能为了满足自己欲望去违背自然规律。“自然之法，乃与道连，守之则吉，失之有患。”自然与道是相互联系，遵守、顺应自然万物之法。“无为而治”的思想与生态学中恢复生态学的理论一致，在恢复生态学中遵循自然恢复为主导，避免过多的人为干预。

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仁”是对人的关怀和尊重，是“爱物”、“万物一体”的一种思想体现。通过提高人的德性、心灵境界，从而转变人的生存方式，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儒家思想对贵州本土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当权者，并没有形成大众思想。

自然与人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人与自然以及万物都是这一复合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人与自然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发挥着不同的生态功能。人的行为影响、改变了周围自然植被的生境，某些物种可能因不适应改变后的环境后逃亡或是消亡，而另外一些物种因与已消亡的物种间存在某些功能相关性，共生或寄生关系，也会跟着消亡。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圈层交织结构，某一圈层的破坏都会引起整个圈层的结构、功能、外貌等发生变化。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讲道“大人者，视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下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夫人之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人与天地、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伤彼伤己。

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全球关注的重大话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丰富的生态类型滋养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贵州独特的喀斯特环境，人们在峰从间的田土进行着传统的生产。一方面受益于山林的滋养，从所处的生态环境中获得水源和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他们敬山爱林，以山林为友，用其文化上的设置维护着与山林之间的平等和互惠关系。

千百年来，世居于这片土地的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如瑶族惟妙惟肖的猴鼓舞、欢快紧张的赛陀螺、独具特色的禾仓和工艺品，充满了神秘和古朴的色彩。水族的与甲骨文相媲美的文字——水书。这一文字历史久远，涵义深刻，至今仍为水族“鬼师”使用和传承，它以神秘的力量趋鬼逐疫，指导和约束着水族人的婚丧嫁娶、起房建屋、节日庆典，是水族文化和水族人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已成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布依族居住的环境多在依山傍水、向阳的河谷槽坝，房屋多为吊脚楼，楼底圈牲口、堆杂物，楼上住人体现了典型的山地文化，布依族的服饰因地区不同而各具特色，生活自制用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苗族文化中的“人物互通”和“溯源回归”思想，是天人合一的翻版。苗歌中的“一棵树上一窝雀，雀窝多了难得活”正是一种对生态承载力的高度概括。

文化代表了生存智慧，是民众与自然生态的对话、共谋中形成的认知和实践方式。自然生态世界为文化的产生和延续提供基本的保障和场地。没有一种文化不是深植于它生长的土地，可以看到不同民族文化，不同服饰、不同语言、不同风俗的人群在同一地域繁衍，创造并传承了“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文化模式。

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与生态文明交相辉映而自豪，但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不得不面对，那就是如何保护好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如何让民族文化持续传承，让生态环境不受破坏。生态脆弱区域面临着发展和保护的双层压力。在贫困和现代生活方式及大众传媒的重重压力下，传统文化似乎变得脆弱和濒危。许多少数民族青年正在快速地忘却本民族的文化，许多人不再认同自己的文化，更不用说主动去传承。相互间的互助和交往物化了，村寨传统的知识体系和运行机制正在解体。而这种文化传统或者说文化精神一旦丢失，尤如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一样，不可修复。其连锁反应就是：这种长期以来与生态所形成的和谐关系，也将不能维持，人们将不再敬畏和遵守他们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文化契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文化多样性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成分，对生态建设的可持续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文化、民族、社科等部门不仅要挖掘和保护物质文化，更要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将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纳入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中。特别是像贵州这样的多民族地区，更加应该充分保护和传承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结合美丽的自然风光，让生态资源更好地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