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再次发出警告，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不仅对野生生物造成灾难性影响，也潜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活各个方面。地球正在亮起红色信号，警示着未知的变化与威胁。

我们必须立即回应大自然的求救信号，扭转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的趋势。科学家们通过模型推演证明了其可行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如何付诸实践呢？首先我们呼吁各国领导人达成“人与自然和谐新共识”，走上使人与自然彼此包容、生生不息的道路。同时在执行层面要加强保护力度，并从生产和消费两侧促进食物、能源向可持续方式转型。

为此，我们邀请了20位作者从保护、经济与商业、社会治理等不同角度分享观点，并集结成册作为《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的增刊。他们国籍不同、文化背景各异，或德高望重或年轻有为，但均在各自领域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深入的思考和长期的实践。我们从中选取了几位的发言，愿这些充满希望的对话能对您有所启发，为这个生机勃勃的星球做出微小而伟大的改变！

大卫·爱登堡爵士

（Sir David Attenborough）

“人类世”的概念是一批著名的地质学家在2016年提出的。

地质学实践中习惯于为地球历史的不同时期命名。每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特征。人们通过化石中某些在之前地质年代活跃的物种的消失以及新物种的出现，来区分不同时期的岩石。正在形成中的岩石肯定会出现相同的情况。它们不仅比之前的岩石含有更少的物种，而且还包含新的特征——塑料碎片、核开发产生的钚，以及遍布全球的驯养鸡的骨骼。地质学家们指出，这一时代可能始于上世纪50年代，应该被称为“人类世”，因为决定其特征的是人类，而不是其他任何物种。

然而，对于地质学家而言这样一个依科学惯例产生的名字，对许多人来说，成为了现在所面临的惊人变化的生动表现。我们已经成为一股影响整个地球的力量。事实上，“人类世”可能是地质史上一段独特短暂的时期，并终将随着人类文明的消逝而终结。

其实结局并不必然如此。“人类世”的到来标志着人类与地球之间一种全新且可持续的关系的开始。在这个时代，我们将学习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与之为敌，天然的与受管理的区域之间也将不再具有巨大差异。我们可以成为大自然的管家，调动自然的自愈力以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趋势。

无论如何，“人类世”的结局最终将由我们人类自己书写。人类是富有智慧的，但也会陷入争执。战争、国与国之间对统治权的争夺充斥于我们的历史书中。但我们不能争斗不休，地球当前面临的威胁是全球性的，只有各国放下分歧、精诚合作，联合采取全球行动，才能应对这些危机。

因此，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有能力开展全球合作。而当前我们须要达成的协议不仅适用于某一单一物种，还应适用于整个自然界。这需要召开数不胜数的会议，还需要签署大量国际条约，而目前联合国正在组织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这些大型会议的工作。其中一个领域是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气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这将造成深远、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而另一领域则涵盖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球上相互依存的生命之网皆有赖于生物多样性。

这项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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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爱登堡爵士的代表作包括具有开拓意义的《动物园探奇》系列、《地球上的生命》、《活力星球》、《地球脉动》以及《我们的星球》。最新的纪录长片作品《地球生灵》，被其视为自己的“证人证言”。

刘世锦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

全球正面临着气候升温和生物多样性衰退的严峻态势。应对这一挑战的根本之举是加快绿色转型，使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相当紧张以至对抗的关系转变为和谐共生的关系。从中国的实践看，首先我们要达成新的社会共识，即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对于污染防治、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而是要形成由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创新、绿色金融等共同构成的绿色经济体系，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更具竞争力的绿色发展方式。在此基础上，应尽快形成绿色转型的核心框架。

这一框架的一个重要支柱是绿色核算方法。绿色转型并不仅仅占据着道义制高点，在以成本收益比较为基础的经济竞争力上也是有优势的，只是由于我们缺少可行的核算方法把经济活动中全口径的成本和收益都纳入计算，这种优势难以全面准确地得以体现。传统的燃煤发电与光伏发电比较，如果能够完整计算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带来的成本，燃煤发电未必具有经济上的竞争力；但若不能完整计算甚至不予考虑，燃煤发电因为有利可图而在事实上受到鼓励。绿色GDP等核算方法进行了有益尝试，但与绿色转型的要求尚有较大距离。2015年以来，中国在十余个省份开展自然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旨在衡量自然资源的实物量和价值量，并与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相结合。此外，我们对生态资本服务价值的可度量、可核算、可货币化、可交易开展积极探索。如果国际社会能对核算问题增加关注并投入资源，加上快速发展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支撑，绿色核算方法的进展将会对绿色转型提供有效支持。

另一个重要支柱是创新和推广绿色技术。绿色发展不是放弃而是追求更高的生产率，区别在于使用绿色技术。绿色转型要求所有创新都应当是绿色的，并且逐步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这将为创新和增长提供前所未有的空间。仍以发电技术为例，即使在现有核算体系下，光伏发电成本已经接近并低于传统燃煤发电成本，而且这个过程还在持续。日益增多的成熟或较为成熟、采用后能够带来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绿色技术正在涌现出来，问题是如何使全社会认识到这些绿色技术的重要性并有足够激励加以使用。这就需要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形成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面对疫情冲击，中国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在全球率先恢复增长。我们将抓住疫后经济恢复的机遇，在坚持绿色发展上表现出远见和定力，争取实现绿色复苏。在作为经济恢复重要动力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我们特别强调其绿色内涵，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低碳和韧性基础设施、建筑能效提升、绿色城区、绿色技术等，避免不适当地采用化石能源驱动恢复经济。

自然风险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度外。国际社会需要精诚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改革，为绿色转型创造条件，实现地球自然边界约束下的人类福祉。中国的实践是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从其他国家的绿色转型经验中汲取营养。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国际社会各个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绿色转型、建设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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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先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余篇。

特尼斯 皮尔斯马

（Theunis Piersma）

鸟类能够进行远距离飞行，有些鸟类还会跨越南北半球进行远距离的迁徙。它们的季节性迁徙和行踪释放了很多重要信息，譬如，停歇地的状态、人类与鸟类共享的环境的状态，或在宜居生态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栖息地的状态。

以斑尾塍鹬（Limosa lapponica）为例，它们在高纬度的北极冻原上繁殖，分布范围从西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到东部的阿拉斯加。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这些候鸟都沿着海岸线以南10000公里的地方度过它们的非繁殖期。在滨海滩涂，它们大量地摄取食物，譬如蠕虫和其他海洋无脊椎动物，这可以为它们南北的迁徙之旅提供充足的能量补给。

如果在斑尾塍鹬身上装上微型卫星发射器，它们就会像“哨兵”一样实时传回行踪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发现有的斑尾塍鹬从阿拉斯加（繁殖地）飞行了约12000公里到新西兰（越冬地），它们的路线展现了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的低压系统 ，揭示甚至连气候学家都不了解的遥联。

这些斑尾塍鹬给我们提供了卫星技术无法提供的信息：即这些鸟类的主要食物——苔原地带昆虫的空间信息。同样，这些鸟类的移动和出现在某处（或不在）的时间，都标志着沿海（栖息地）的生态状况。

地球因为有了斑尾塍鹬这样的候鸟才显得生机勃勃，但由于他们的数量迅速下降，所以需要我们共同为鸟类保护呼吁发声。长距离迁徙的斑尾塍鹬预示了生态环境的变化，而这也同人类世界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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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马先生是国际著名生态学家、全球候鸟迁徙网络研究联盟创始人、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2014年获得了荷兰最高的科学奖-斯宾诺莎奖。

莎拉•康斯坦蒂诺

（Sara Constantino）

小时候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我的国家是多么富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如此幸运。我吃着从后院采摘的各种新鲜水果长大: 番石榴、火龙果、菠萝、百香果，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水果。城市旁边有一条河流清澈见底，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洗澡。孩子们在花园里摘鲜花、玩石头、踩树叶，而鸟儿、昆虫和松鼠则嬉戏、觅食。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一切所需要的东西。

几十年前，人们认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区是欠发达的，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是只是少数有远见的人做的事情。但时代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觉醒、变革和互联的时代。只需轻点鼠标，我们就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方便的获得信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我们的家园，我们必须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自然。

科技的普及让更多的儿童、青年和成人走在一起，共同保护自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区每天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它们教会我们如何与环境建立互惠关系。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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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蒂诺女士是哥伦比亚环境活动家、网络红人，倡导可持续发展

邓肯·波拉德

（Duncan Pollard）

企业界需要用新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思考自然以及生物多样性。现在，企业经常忽视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其商业模式带来的重要影响。” 而企业要继续取得成功，就必须依靠联合行动来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性。

对于更加依赖土地的企业（比如食品、林产品、奢侈品、服装行业）而言，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是关键性议题，也是一个明智的企业战略的一部分。一个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生态系统最能抵抗多变的天气和病虫害等威胁。我们需要通过轮作作物制度和轻化学而重生物手段的耕作来加强土壤健康，增加农场的生物多样性来增加对病虫害的抵抗力。

投资者和消费者决定着公司会采用何种方式对待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有关组织正在推动“将自然考虑在内的财务信息披露”工作。投资者将据此提出问题：“自然的损失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会对企业造成什么风险？”

同时，消费者想要更多 “亲近自然”的农业。在“自然”基础上打造品牌形象并吸引消费者，这对公司来说是个很大的机遇。因此公司需要积极重建多样性。然而，仅仅依靠公司、投资者和消费者不太可能独自做出改变；需要制定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法规和政策激励措施。例如，将全球税收对象从人转移到资源使用，以及更加明确地关注真实成本和真实价值---将环境外部性包括在内的财务核算。

直到2020年中，波拉德先生一直在雀巢公司任可持续发展的副总裁，致力于从土地利用角度开发关于生物多样性的“雀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