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北京市政协举行“坚持流域系统治理 进一步加强水生态空间规划管控和水生态保护修复”议政会。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等聚焦地下水监控、地方流域立法、生态系统连通性等热点进行建言。

建议尽快制定《北京市流域保护条例》

流域是生命共同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北京市流经和发育了五大流域，由西向东依次为：大清河流域、永定河流域、北运河流域、潮白河流域、蓟运河流域。

市政协常委、农工党市委常委、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总工程师王东代表农工党市委发言时表示，近年来，北京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水生态状况总体良好，五大主干河流连续三年全部重现“流动的河”并贯通入海。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要求“推动重要流域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王东建议北京市统筹水资源管理、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和水灾害防治（以下简称“四水”），制定并实施“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规划”。

他说，在水生态保护修复方面，要构建从山顶到水域的保护体系，科学种植深根固土植物、强化山区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功能，构建河湖水库周边生态缓冲带，实现由水域治理向水陆统筹修复转变。

民革市委社法委常务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侯佳儒代表民革市委发言时表示，目前北京市尚无综合性的地方流域立法，只有《北京市永定河保护条例》列入了本届人大立法计划，北京流域系统治理的法治建设仍有很大改善空间。建议借鉴国内外流域立法成功经验，尽快制定《北京市流域保护条例》，实现北京流域保护与开发的多部门联动、多区域协同、全流域覆盖、全要素推进。

地下水位回升后，建议开展地下水质安全风险评价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副所长赵勇代表无党派人士发言时建议，系统开展地下水治理保护。他说，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全面通水和大规模超采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再加上最近几年降水偏丰，北京地下水开采量大幅减少，地下水位持续快速回升，2015年以来累计回升13.68米，地下水储量增加70亿方。

“但仍有两个问题需要充分重视：一是北京水资源短缺的基本水情没有改变，二是要重视地下水位快速回升过程中伴生的风险。”他建议，抓住丰水期有利时机有效恢复地下水。按照“四水四定”的要求，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取供用排和循环利用”协同监管，持续实施河湖生态补水，最大限度恢复和保障被挤占的河湖生态水量和地下水，实现地下水持续性修复。

同时，积极应对地下水位回升可能伴生的风险。开展地下基础设施风险隐患排查，优先关注埋深较深的地下人防设施等工程，以及西部地下水补给条件较好的区域，识别重大风险区和风险点，及时采取措施，排除安全隐患。

他说，要加强地下水污染监测与防控，重点关注三类高风险区，一类是垃圾填埋场，特别是历史上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这是重点风险源，要全面开展地下水位回升后地下水质安全风险评价；二是废弃工业区，比如首钢工业园区、原东南郊化工区、南郊丰台航空航天工业地区；三是农业生产区，土壤中存留的农药、化肥等随着地下水位回升溶解释放，会引起浅层地下水质恶化。

建议恢复生态关键水域的生态功能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的西北端，燕山与太行山交会处，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泃河和拒马河五大河流分布全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系主任邓文洪说，作为超大型都市，北京各类生态系统长期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有些物种的栖息地出现破碎化。

他建议，完善北京市生态系统连通性。在环首都区域尺度，以城市绿道、河流为依托，建立连通各类大型生态斑块的景观生态廊道，保障自然地理单元内的各类生物之间正常交流、繁殖和活动。

他建议，沿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泃河等主要河流构建湿地生物廊道，在被破坏的野生动物饮水点、水鸟迁徙停歇地、两栖类繁殖地等生态关键水域，恢复其生态功能，关注贝类、螺类等底栖生物种群恢复，提高河流湿地生物多样性。开展城区河湖湿地连通和改造、湿地岸带整治、小微湿地修复，与海绵城市建设和城市留白增绿相结合，推进历史水系和湿地恢复，构建水绿连通的生态网络。

建议科学选配植物物种，注重动物种群平衡

市政协委员、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付玉杰认为，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背景下，生态环境中无论是自然环境、区域地理，还是水资源的配置都紧密联系，任何偏离生态规律的行为都会对长远的生态平衡产生不良影响。

她建议，强化绿化物种选择的科学化。近年来我国北方种植了大量的蒿属植物等易致敏的植物，虽然这类植物在防沙治沙和绿化环境方面发挥了作用，但由于物种配置缺乏系统性考虑，导致花粉过敏问题突出。“在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必须统筹考虑生态效益与民众健康，避免单一目标导向的生态工程带来负面影响。”

同时，重视野生动物种群平衡。随着北京周边地区生态修复工作的推进，原本濒危的野生动物种群得到了恢复，豹猫、野猪等野生动物的数量大幅增加，甚至在部分区域出现急剧增长态势。“虽然这些物种数量的恢复体现了生态修复的阶段性成果，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些动物的过量繁殖扰乱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威胁到农业生产，人类生命安全受到影响。”她认为，即使生态环境有所恢复，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仍需慎重考虑，以避免物种失衡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张磊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