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毁林造田”的话题，无论是在生态学领域还是在环保领域，已经被讨论过无数遍了。毫无疑问，随着森林被毁坏，野生动物们失去了栖息地，很多动物物种的数量急剧下降，其中很多物种甚至遭受灭绝，对地球生态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击。但很少有人将病毒这个角色加入话题讨论中。

人们总是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能够通过千万种方式适应环境的变化，只要100年内的环境变化，不会对自己的生命造成不可抗拒的威胁，就可以不管不顾，高枕无忧，未来的危机交给未来的人去处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斯坦福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显示，随着人类不断地将自然栖息地转变为农业用地，越来越多的病毒将会从动物转移到人类身上。最近的COVID-19的病毒，或许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别太早说地球森林面积的减少与你无关。

这项发表在《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上的研究，揭示了乌干达热带森林的消失，如何使人们更容易与野生灵长类动物及其携带的病毒发生接触。这一发现，对世界其他地区传染性动物传染病的出现和传播有一定的启示，并为遏制这一趋势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这份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劳拉布卢姆菲尔德（Laura Bloomfield）说：“在COVID-19造成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和健康破坏之际，我们必须批判性地思考人类行为如何增加我们与受疾病感染动物的互动。”森林面积减小等重大环境变化与贫困的结合，可能引发全球大流行病。

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人们已经把世界上近一半的土地变成了农业用地。热带森林遭受的损失最大，其中一些是过去几十年来农业转化率最高的地区。在非洲，这尤其严重，在受保护的森林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之外，剩下的所谓的“森林”，就是被大片农田包围的小片树林小岛了。

在乌干达，几十年的移民和基贝尔国家公园外农田计划的建立，导致了森林栖息地边缘地区的人口密度很高。定居在那里的人们都会主动避免与野生灵长类动物接触，因为它们是众所周知的疾病携带者，而且许多灵长类动物受到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保护。然而，森林栖息地的持续丧失，意味着野生灵长类动物和人类越来越多地共享相同的空间，争夺相同的食物。理所当然的，野生动物也会不可避免地与人类“共享”病毒。

当人们冒险进入森林地区寻找资源时，或当动物冒险离开它们的栖息地去掠夺庄稼时，人与动物共患疾病或动物传染给人类疾病的机会就增加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HIV，它是由一种病毒通过受感染的体液，从野生灵长类动物跳到人类身上引起的。

与以往主要从生态学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首次将景观层面的生态因素与个人层面的行为因素结合起来，并权衡对人类健康的风险。研究人员首先从居住在小片树林附近的农民那里收集土地利用调查数据。他们将这些信息与同一时间段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结合起来，模拟景观格局和个人行为如何使某些人更容易与野生动物接触。

他们发现，人类与野生灵长类动物接触的最强预测因子，是那里的人类定居点周围森林边界的长度，以及人们冒险进入这些森林地区采集小树作为建筑材料的频率。寻找这些杆状的树木需要在灵长类动物栖息地花费比其他森林活动更多的时间。

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一些假设颠倒了。例如，残存森林的小片段，而不是更广阔的栖息地，很可能是人类野生灵长类动物频繁接触的地点，因为它们与农业景观有着共同的边界。同样，研究人员推测，越来越多的农业入侵森林，可能导致更多的病毒感染从野生灵长类动物蔓延到全世界人类。

研究人员认为，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周围相对较小的缓冲区，如林场或重新造林项目，可以大大降低人类与野生灵长类动物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利用外部资源，如国家或国际援助，提供外部的燃料或建筑材料补充，也可以减轻人们在森林地区寻找木材的压力。归根结底，保护土地和减少森林破碎化是我们减少人类与野生动物相互作用的最佳选择。

地球生态的完整性时刻与我们息息相关，地球生态遭受破坏带来的影响总会不知不觉，无声无息地来到我们面前。保护地球生态，是我们全人类的共同责任。